[13]Silas Alward, Coke, Canadian Law Times. Vol.32, No.12(1912), p.935. [14]参见许安标、刘松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344，345页。

反观《行政诉讼法》表述行政诉讼被告的行政机关用语，存在较为明显问题。当然，推进建基于中国行政法治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还必须将立足本土实践与汲取域外经验相结合。

行政法学方法体系，是指推动行政法学生成、发展及成熟的各种研究方法，进行类型化划分而形成的内在逻辑统一的整体。其主要特点是将经验运用到对事实的判断和法律规范的适用之中。2014年，《行政诉讼法》在实施25年后再次得到了系统全面修订。但自20世纪90年代末，有学者开始对这两个原则提出质疑，并从不同维度尝试构建更为精细化和系统化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体系。在此推动下，我国于1997年、2004年、2011年先后制定了《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三大中游规范的支架性法律，被称为我国行政行为领域的立法三部曲。

裁量基准即在法律授权范围内通过对裁量权予以情节细化和效果格化而形成的具体化规则。如何继续坚持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多元方法论并举，通过执法司法实践创新，形塑中国行政法学学术体系的中国特质，应付出艰辛探索。[6]但又恐怕不至于如论者所言，国家所有权按照政治方式运行，是不折不扣的公共权力。

以下，就运用制度性保障理论，明悉《宪法》第7条保障的权利及其本质核心，塑造国有经济的有义之利和有意之力。按照当时的修宪说明{38}及党的十六大报告，此举立意于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证社会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与之相伴，《共同纲领》提出的控制经济命脉要求，又重新被强调。来源：《现代法学》2016年第4期。

而我们将目光再次投向宪法变迁理论，可以看到，学人谈论宪法变迁之际曾经指出，如若规范与事实相吻合并能维护与续造，如同当下具体创造事实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它就越能展现其规范性力量。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国家所有制便是社会主义的国有制。

不过，财政部至今仍将上缴的国有资本收益笼统地归入非税收入，国家统计局的财政收入项目表亦只将其归在其他收入项下。1946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规定公营、合作、私营共同作为促进经济繁荣的方式。(参见：王军：国企改革与国家所有权神话[J].中外法学，2005(3):369.) [7]不过，这一要求现已淡化。同时，又鉴于晚近对相关制度所保障之本质核心的探求，虽有成功的例子(典型如日本学界将私有制视为其宪法中财产权不可侵犯，并规定保障私有财产权制度的本质核心{37})，但并非都能获得满意答案[8]。

[3]此说法在语词上尚可斟酌。这显示，当时的修宪逻辑是基于第十六条的变动而对第七条进行修改。四、国有经济主导力量定位：两重内涵，民生为首 诚然，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但利未必不能与义实现统一。还需注意的是，该次修宪前，中共中央于当年3月14日提出《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其附件二：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第五点指出，由于《宪法》第15条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第16条的国营企业需要改为国有企业，以更加突出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

故在此前后，国营经济作为领导力量的强大，被认为主要体现在国营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产量以及国营商业的销售额分别在全国工业总产量和国内商品销售总额中占有较大比重{6}{7}{8}。从历史上看，由孙中山先生所称国为民国，国有何异于民有{34}、以国家实业所获之利，归之国民所享{32}135，到马克思主义所要求国有制落实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全民所有。

而这两个问题，前已论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社会化大生产和全民所有制作出了明确回答。这意味着，控制力依然是主导力量定位的重要因素，不过，活力成为第一位要素而得到强调。

非劳动者私有制又可分为奴隶主私有制、封建主私有制、资本家/资本主义私有制{20}{21}。换言之，全民所有与主导力量显现出的勾联关系在于：前者构成了后者定位的两重内涵的一个侧面。而所有制形式与所有制实现形式不同，后者是生产资料的组织与经营方式，同一所有制形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可以体现为不同的所有制实现形式，如中共中央提出股份制应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4]。可以说，经济固然是其本质，特征却在于政治。1993年《决定》亦对国有大中型企业作了定位：国民经济的支柱，这较之宪法对国有经济的定位，含义较为宽泛：既可理解为大中型国企起到了重要的支柱作用，也可理解为它们是支柱之一。由此，在当前时代条件下，有理由认为，上文所揭示的国有经济主导力量定位两重内涵与社会主义本质的那种完整对应关系，尤其是促进民生改善成为首要内涵，恰能使主导力量定位获得新的发展，在变迁后得到回归——曾被认为是国营/国有经济的领导/主导地位及其对公有制主体地位体现的比重要求、竞争力要求等，均已在1993年之后的宪法变迁过程中淡出[13]，然而，其间不变的主题，即对公有制的体现，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伴随着近年来国有经济的显著发展，将能通过上缴并且逐步增加上缴国有资本收益，并使之更多用于民生事业，从而在推动社会保障、促进民生改善以落实全民所有这一过程中得以实现。

而严格意义上的国有制指公有国营，这里的国是指实行公有制之国，因此，国有是公有(所有制形式)与国营(所有制实现形式)的中介，是作为公有制类型之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形式，全民所有则是国有的实质。另一方面，《宪法》第45条第2款、第3款的社会优抚可以纳入社会保障范畴，并能与《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9]吻合。

进入专题： 国有经济 。它反映出：一方面，比重要求(无论1949年至1982年的现行宪法施行前时期[2]，还是现行宪法时期，都被视为领导/主导力量定位的主要体现)仍得以强调{10}{11}{12}，但着眼点从工业总产量、商品销售总额等转移，变为强调国有资产须在社会总资产中占据较大比重。

由此可见，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和人们认识不断深化，主导力量定位的基本内涵也继续发生着衍变，并且呈现出两个特点：其一，主导力量定位逐渐与比重要求脱钩：一开始要求国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据优势，以此作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体现。另一方面能够在坚持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发挥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各自在一定范围内的优越性和不可缺少的作用，以利于国民经济的繁荣。

同时，由于国企的情势在向国有经济及其定位的传导过程中虽是效应消减，可是理论上并不能彻底排除主导力量定位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所以这种衍变也具备了宪法变迁应有的那种边界，即所谓宪法变迁之极限为启动宪法修改的契机{19}28。而这显然与前述1993年至1999年间主导力量定位的第一阶段内涵衍变存在一定对应关系，即：通过淡化比重要求、转变竞争力要求和强化控制力要求，使主导力量定位的内涵与国企现实状况形成关联，但又不致因为国企在特定时期遭遇的困顿，整体影响对于国有经济的定位。进言之，在主导力量定位的两重内涵里面，第一重内涵，不仅顺序上，而且理念上应当居于首要地位，因为它反映了国有制的全民所有实质，将此具体落实为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能成为应对贫富差距扩大问题、把握新的历史机遇{46}{47}的重要方面，还能确立国有经济{48}的基本价值，一定程度上摆脱戴公益帽却走市场路那类指责。它意味着，专门政策由保证优先发展变为保障巩固和发展，是要在发展国营经济、并以此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不限制和排斥其他两种经济形式的发展[1]，这反映在定位上，就是由领导力量变为主导力量，并具体体现为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可以适当下调。

而在1993年修宪使主导力量定位确立和固定于宪法文本，此后二十余年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那种迅速、持续的三阶段衍变，实际上构成了宪法变迁：在宪法设置国有经济规定且条文内容长期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基于对该规定与国企境况这一变化着的事实的理解，陆续作出与这一关联事实相关的论断，因而使得主导力量定位的具体内涵发生衍变，这既是适应经济社会形势变化而为之，又是由权威主体加以推动的结果，应当说，具备了规范意义上宪法变迁的确定(固定)性及认受性等要求{17}136-137{18}。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也对此再次确认。

(三)主导力量定位的诠释思路：制度性保障 综上，作为一种事实，我国国营经济的基础包括革命根据地的公营经济和没收官僚资本、赎买资本主义工商业等来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了国营经济的基因。三、国有经济主导力量定位的进一步探析 在上文运用宪法变迁理论对国有经济主导力量定位基本内涵的衍变进行规范诠释之后，下面，我们从国有制的根本宗旨和国营经济的历史背景入手，对主导力量定位作进一步探析。

[2]若以现行宪法公布施行的1982年为界，可以将新中国的历史划分为现行宪法施行前的历史时期和现行宪法施行的时期。接着，如前所述，1993年修宪将第七条中的国营经济改为国有经济，但定位和专门规定保持不变。

又如，克服社会保障制度位于宪法总纲而显得比较抽象的问题，使之与第二章规定的获得社会保障权利相互呼应。1982年，现行《宪法》在第7条规定国营经济，同时，对其的定位表述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而恢复的专门规定，内容亦变为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因此，主导力量定位确立后的基本内涵衍变与国企改革也呈现出一种关联却不完全对应关系——如果说前述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的那种关联却不完全对应关系，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的业绩不再完全对应于国有经济的发展，是正面效应传导的消减，这里则表现为改革背景下的国企境况并未完全对应地影响到国有经济主导力量定位的内涵，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之为负面效应传导的耗散。应当说，1993年《决定》是对于当年修宪所形成的国有经济主导力量定位基本内涵的权威表述。

修宪后，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1993年《决定》)明确提出，国有经济必须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和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并以其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优势作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要体现，以及要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提高竞争能力，在市场竞争中壮大和发展。进言之，这种宪法变迁样态，可以概括为源于对关联事实的理解之论断[3]。

这样，《宪法》第7条规定的国有经济的主导及其体现的第6条的公有制作为主体要求，一方面，表现为控制力和影响力这两个要素所要求的牢牢控制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布局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和公共服务、环保、科技领域等。就后一点而言，他提出举凡一切天然物皆归公有，各种新事业之利润悉归公家{32}479，又称国营为节制资本之要旨，目的在于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33}120。

《宪法》第7条称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揭示的就是这样一种形式与实质的关系：国有制能够与全民所有制相对接的条件在于，依据宪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故国有制足以构成我们确立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追求与实现社会所有过程中的需要。(四)宪法变迁的回归：从上缴国有资本收益切入 2011年，财政部向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提交的《关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和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11]增加了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的汇报，内容有收取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情况和包括社会保障支出在内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支出情况[12]。